“有贫民区的城市，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，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，给予城市贫民福利。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，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。”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，日前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，发表《城市化与贫民权利》的主题演讲，并与现场数百名读者进行了交流。（4月1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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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秦晖教授建议深圳“率先兴建贫民区”的观点甫一出炉，立即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大部分网友都读懂了秦晖教授这一看似“落后而反动”言论背后的权利深意；但也有不少网友指责秦晖教授“缺心眼”，理由多是不可以将人划分三六九等之类。

    长期以来，我们无法否认城市中的确存在着数量庞大的“贫民”群体，外来农民工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那么，他们都住在哪里？答案是，他们大多在城市里过着集体生活，居住在集体宿舍（工棚）里。代价是：1.4亿进城农民工，与1.8亿农村留守人口从此常年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；年轻夫妻不得不长期分居，以致民工聚居地大多性产业发达；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巨大；农村空巢老人在孤独中度过晚年，得不到子女的照顾……每年数以亿计的春运大军，见证着中国农民的“两栖人”生活。他们根本没有扎根城市的可能，城市也不希望他们在城市安家，而是“奉献”完了就回到农村去。他们是“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，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”的一群人。如果有人认为“两栖人”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，那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。

    “城市新移民，一般来讲，或者给他自由，或者给他福利，或者二者都给。”――显然，秦晖教授之所以建议深圳“率先兴建贫民区”，本质是主张城市应该给农民扎根城市的自由。这无疑是一种最为低等的居住自由，即：城市如果不能给农民提供更多居住福利，至少不应该设置更多居住障碍。它并不排除政府有给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的义务，而是说在这一义务暂时无法很好履行的情况下，首先必须承认和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居住自由。

    在“共同富裕”实现之前，任何社会总会有穷人和富人，这是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的。并不是“兴建贫民区”会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，而是人在财富拥有上已经被划分出多寡，这早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，问题仅仅在于：我们是“兴建贫民区”给事实上存在的贫民一个在城市扎根的机会和可能，还是始终奉行驱赶贫民政策以凸显“城市没有贫民区”的表面和谐呢？（舒圣祥）

本站编辑：黄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