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村土地至少可以实行“永包制”，为此修改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。有了“永包制”，绝大多数农民会更珍惜土地；同时因为土地转移价格大幅度提高，社会对土地的需求减少，18亿亩耕地就可能保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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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写下这个题目，心下戚戚。最近，关于土地违法的案例又多了起来，央视“焦点访谈”已连续报道数期，昨天（1月15日）《新京报》也刊发了京郊“农业地产”乱象调查。其实，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出台有关文件，但类似的案例还是频繁出现。

保“红线”完全必要

    与政府方面的焦虑相对照，社会有些人士却喜欢用“革命”一词，描述围绕土地而发生的某些事件。广东的集体建设用地上市流转被说成是“革命”，前不久重庆倡议过的土地入股农业企业也被看作是“革命”。我看，要反思现行土地管理制度，但要慎谈土地“革命”。

    先讨论政府政策。我以为，国家强调守住18亿亩耕地的“红线”是正确的。最关键的判断是，我们的建设用地已经不少，没有必要再继续大规模占用耕地。全国30多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，按常规也能容纳30亿人口，实际只容纳了13亿。土地太浪费，该收住口子了。耕地多一些可以搞休耕轮作，可以“广种薄收”，可以少用地下水，可以提高农户经营规模，总之，是好处多多。房子盖得还少吗？农村空置了差不多30%的房子，农民还在盖房；有的城里人，人均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，还嫌不够。这不怪人们贪婪，实在是现行体制鼓励大家抢占“公地”。所以，提出保“红线”的主张完全必要，关键在于如何保。

    每一次上级政府下文件严厉整顿土地违法，但事后往往有大的反弹。道理很简单：假设1年里100宗等量资本从事违法占地投资活动，若年内查处（指投资全部损失）的比例是10%，而违法获益的资本收益率是100%，违法占地获利的概率就超过80%，于是，越是查处，土地违法的案件就越多。除非每一年里的查处比例达到50%，否则就可能无法制止土地违法事件的发生。目前的情况是，大量土地违法事件被掩藏起来了，受到查处的违法案例又往往久拖不决。
 
管住规划，放开产权

    以此推理，只要加大对违法事件处罚力度，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错。执法活动是有成本的，特别是在目前情形下，相比之下中央政府缺乏信息优势，行政资源优势也不足，这种系统性的体制问题，必然导致全局性的监管被动。不解决体制问题而只讲加强监管，是“高深的空话”，讲这种空话，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就难以保障。一个国家，最不该失控的是土地规划管理，我们偏偏在这里出了问题。

    请谁帮忙解决问题？请农民！怎么请？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。在我看来，农村土地也可以实行“永包制”，为此可以修改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。我相信，也会有农民违反土地规划管理规定的情形发生，但有了“永包制”，绝大多数农民会更珍惜土地；同时因为土地转移价格大幅度提高，社会对土地的需求也会减少。总的情形要比现在好得多。这是一个科学筹划的问题。

    土地管理的总思路应该是“管住规划，放开产权”。在现阶段，农村土地实行“永包制”，严格国家公益建设用地的界定原则，符合规划的商业用地价格随行就市，是“放开产权”的具体形式之一。按这个思路，没有“大产权”和“小产权”之分。不论任何产权，只要符合国家规划而搞建设，其产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。相反，也不论任何产权，只要不符合国家规划搞了建设，都该处罚，都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。

要科学，不要“革命”

    回头再看看关于“革命”的议论。事情本来不复杂，就是一个如何确保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，有一个科学态度就行，不需要动辄祭起“革命”的旗帜来。

    我们倒是要认真考虑一下在财产方面，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关系问题。随着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日益扩张，现代国家越来越“富有”和强大了，没必要把所有财产都囊括在手上。

    提倡“以人为本”，国家应该做人民财产的看守者。看守也是一种约束，也就产生财产权在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分割，并不存在绝对的私人财产权。所以，关于土地管理改革，也涉及政治科学。政治和经济都一样，都要按科学规律办。

    土地方面的问题还在积累，为此大家很发愁。要趁着现在还不算太晚，赶紧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。越是拖着，事情就越复杂。（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）

编辑：杨雯雯